有相有簽名係好D

自小家貧，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始知道有英國Twinning這個茶葉牌號。從美國留學回來，在威靈頓街時期的工作室住了些日子的盧婉雯介紹說，將一茶匙川寧的大吉嶺茶葉和一茶匙的Earl Grey茶葉混在茶壺裡再用沸水沖開，幾分鐘之後就有味道很不錯的西茶喝了。

喝Earl Grey茶的習慣慢慢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並且逐漸得知正宗的飲法是不放奶和糖的。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曾經以此款待同屋的鬼仔Mark，他呷了一口後卻馬上堅持還是要放奶：英國人每天往往起碼要喝六杯茶，為免累積不少人都戒了下糖。檸檬茶好像是俄羅斯人的喝茶方法，但在香港用Earl Grey茶葉是個很流行的配搭。

近幾年卻總覺得川寧的Earl Grey的味道走了下坡，尤其是當罐子從直方狀圓蓋的設計換為橫方形及方蓋的樣式的時候更覺明顯。我不相信是純粹的心理原因，就把新舊罐子認真的比較一下。結果發現舊罐子上有開發此茶的第二代Earl Grey的照片和第六代Earl Grey的文字簡介和簽名式，新的罐子就不再有了。說不定續約時條件談不攏雙方終止合作，沒有了秘方之後川寧只好憑著傳統經驗混配新方，效果差一些未必有人會注意吧。

可惜舊罐的茶葉都已經用光了，久而久之我也就只好接受味道稍遜的新罐茶葉。那種永恆的失落，彷彿就是遺憾沒有好好珍重逝去了的時光。

老實說，也並非對川寧有粉絲般的追隨，只是嘗試過的其他牌號更加不濟。有次買了一罐Wedgwood牌的，以為老牌茶瓷廠的鄰屬出品不應該差到那裡去。嘿，竟然要馬上吐掉，接著兩個小時都在咒罵該廠的品質管理，真是混帳的畜牲。

劉姥姥遇大巴士

古諺有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然而自從有了塞翁失馬的故事之後，甚麼是福甚麼是禍已經很難再說得清楚。前星期日我一天內就經歷了兩宗N年僅遇的奇事，上次寫了一宗，今天再寫第二宗。

家住獅子山腰的屋邨，對外街道只有一條，平日只有兩種單層巴士載客出入。這天卻忽然跑來了一支雙層巴士，在屋邨前的停車場打算掉頭，結果失敗而把馬路完全堵死，以致所有居民訪客都要回歸到最原始的旅運方式 ─ 即步行是也。偏偏我在JCCAC遇上青文開倉贈書，結果好不容易才能夠將兩中袋書搬回家中，弄得兩隻骼膊都酸痛了。

有趣的是，途中各人似乎都不太介懷，罵巴士司機「死蠢」的固然有，但往往都仍是笑吟吟的。畢竟我們這些深山野人，好不容易才看見雙層巴士，而且還是主要行走香港的新巴耶！但見大家圍著車子觀看拍照，好像春節觀賞花車巡遊般，好不熱鬧喔。

得書勿喜

廣州美術館故人來訪，約了下午在石硤尾創意中心會面。正經事談完之後帶他們在中心四處逛逛。竟然遇上青文租約期滿開倉派書，陳雲葉輝呂大樂文思慧中外名家，只要相中就可以盡入荷囊，不費分文。三人於是進行瘋狂救書行動，滿載而歸，皆云平生僅見的壯烈奇遇。知情者自曉非樂事，心照不宣了。

惡搞高官

《明報》昨天(1日)轉載了Facebook的頁面，是民政局副局長許曉暉的帳戶內有人貼上了惡搞特首曾蔭權和三位特區高官的加工圖像。惹笑之餘，我覺得曾氏及兩位局長鄭汝華和林瑞麟其實都變得幾可愛兼有些人味，不像平日所見的樸克臉孔。至於一哥鄧竟成的一幅，加工最少但對白都幾抵死。

夜半臨深池

司徒華在《明報》的專欄經常說些小故事，但今天(17日)的一則似乎特別有弦外之音。這是一個瞎子和啞巴的故事，大要是瞎子不知道木橋已經垮了，還準備要走上渡河。旁邊的啞巴不能發聲，只拼命敲鑼以至扔小石作警告。

如果他寓意的是「五區公投」這事，我只知道自己仍然選擇當那不知危險的瞎子。

不死貓傳奇(一)：愈老愈精靈

清晨屋子裡彷彿愈來愈冷，就搬出暖風機，準備在頂唔順的時候使用。

還未插電，貓已一骨碌地跳下寶座，瞬眼間即蹲在熱風出口的前面了。對於貓的記憶力，一般說法是多為短暫性的：圖像小說《我為貓狂》的雌角白貓跟米高相好過後，很快就甚至不再認得他。我家的這一位，卻像是例外哩。

事已至此，就開動機器讓她享受吧。

懺悔錄(一)：原則

“In conversations, my priority was to be liked, rather than to speak the truth. A desire to please led me to laugh at modest jokes like a parent on the opening night of a school play. With strangers, I adopted the servile manner of a concierge greeting wealthy clients in a hotel ─ salival enthusiasm born of a morbid, indiscriminate desire for affection. I did not publicly doubt ideas to which the majority was committed. I sought the approval of figures of authority and after encounters with them, worried at length whether they had thought me acceptable. When passing through customs or driving alongside police cars, I harboured a confused wish for the uniformed officials to think well of me.”

上文引自英國才子Alain de Botton在《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一書中討論蘇格拉底時對自己的反省。我愈來愈覺得自己也屬於這一族，香港人很多也是吧。

這幾年在自己生活中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有兩件小事特別刺痛地深刻。一是某次在深水埗地鐵站裡稍為蹲下，就給站裡的工作人員干涉說規定不能如此。我雖然覺得荒謬但也沒有抗拒，認為犯不著為此爭論。另一次是去年的書展，在花千樹的攤位輪候付款時，前面一位十歲左右的小女孩用一兩張紙幣另加中量硬幣購買一本陳雲的著作，卻給收款員斷然拒絕。我當時只是提出我用紙幣與她兌換硬幣(她因為怯生而跑掉了)，卻沒有想到要跟攤位據理力爭。

這兩件事都令我懷疑，除了個人得益計較之外，自己有沒有一些會堅持的原則信念。

上星期立法會五位議員請辭，建制派卻以離場流會來令他們不能發表辭職宣言。儘管我對建制派的行為很感討厭，但也沒有想過什麼的具體道理。直到昨天在《信報》網上論壇讀了王永平的文章，指出如此行徑是違反言論自由的原則，即說到爛的Voltaire名言「我不認同你的意見，但我會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換句話說，離場杯葛是可以的，但安排陳鑑林稍留要求點算人數從而流會則是卑鄙的行為。

這麼簡單的原則我也沒有想到，真是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要維持的底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