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書勿喜

廣州美術館故人來訪，約了下午在石硤尾創意中心會面。正經事談完之後帶他們在中心四處逛逛。竟然遇上青文租約期滿開倉派書，陳雲葉輝呂大樂文思慧中外名家，只要相中就可以盡入荷囊，不費分文。三人於是進行瘋狂救書行動，滿載而歸，皆云平生僅見的壯烈奇遇。知情者自曉非樂事，心照不宣了。

惡搞高官

《明報》昨天(1日)轉載了Facebook的頁面，是民政局副局長許曉暉的帳戶內有人貼上了惡搞特首曾蔭權和三位特區高官的加工圖像。惹笑之餘，我覺得曾氏及兩位局長鄭汝華和林瑞麟其實都變得幾可愛兼有些人味，不像平日所見的樸克臉孔。至於一哥鄧竟成的一幅，加工最少但對白都幾抵死。

夜半臨深池

司徒華在《明報》的專欄經常說些小故事，但今天(17日)的一則似乎特別有弦外之音。這是一個瞎子和啞巴的故事，大要是瞎子不知道木橋已經垮了，還準備要走上渡河。旁邊的啞巴不能發聲，只拼命敲鑼以至扔小石作警告。

如果他寓意的是「五區公投」這事，我只知道自己仍然選擇當那不知危險的瞎子。

不死貓傳奇(一)：愈老愈精靈

清晨屋子裡彷彿愈來愈冷，就搬出暖風機，準備在頂唔順的時候使用。

還未插電，貓已一骨碌地跳下寶座，瞬眼間即蹲在熱風出口的前面了。對於貓的記憶力，一般說法是多為短暫性的：圖像小說《我為貓狂》的雌角白貓跟米高相好過後，很快就甚至不再認得他。我家的這一位，卻像是例外哩。

事已至此，就開動機器讓她享受吧。

懺悔錄(一)：原則

“In conversations, my priority was to be liked, rather than to speak the truth. A desire to please led me to laugh at modest jokes like a parent on the opening night of a school play. With strangers, I adopted the servile manner of a concierge greeting wealthy clients in a hotel ─ salival enthusiasm born of a morbid, indiscriminate desire for affection. I did not publicly doubt ideas to which the majority was committed. I sought the approval of figures of authority and after encounters with them, worried at length whether they had thought me acceptable. When passing through customs or driving alongside police cars, I harboured a confused wish for the uniformed officials to think well of me.”

上文引自英國才子Alain de Botton在《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一書中討論蘇格拉底時對自己的反省。我愈來愈覺得自己也屬於這一族，香港人很多也是吧。

這幾年在自己生活中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有兩件小事特別刺痛地深刻。一是某次在深水埗地鐵站裡稍為蹲下，就給站裡的工作人員干涉說規定不能如此。我雖然覺得荒謬但也沒有抗拒，認為犯不著為此爭論。另一次是去年的書展，在花千樹的攤位輪候付款時，前面一位十歲左右的小女孩用一兩張紙幣另加中量硬幣購買一本陳雲的著作，卻給收款員斷然拒絕。我當時只是提出我用紙幣與她兌換硬幣(她因為怯生而跑掉了)，卻沒有想到要跟攤位據理力爭。

這兩件事都令我懷疑，除了個人得益計較之外，自己有沒有一些會堅持的原則信念。

上星期立法會五位議員請辭，建制派卻以離場流會來令他們不能發表辭職宣言。儘管我對建制派的行為很感討厭，但也沒有想過什麼的具體道理。直到昨天在《信報》網上論壇讀了王永平的文章，指出如此行徑是違反言論自由的原則，即說到爛的Voltaire名言「我不認同你的意見，但我會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換句話說，離場杯葛是可以的，但安排陳鑑林稍留要求點算人數從而流會則是卑鄙的行為。

這麼簡單的原則我也沒有想到，真是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要維持的底線了。

艇女

1845年6月香港政府發表人口調查報告，顯示當時全港人口約23,817人，當中居住在船上的華人有3,600人，包括男性600人、女性1,800人、小孩1,200人。這個一比三的男少女多的比率相當特別，跟當時陸上華人的6:1男多女少(7,460人，男性6,000人，女性960人，小孩500人)的情況完全相反。

我自己的一貫想法，是那些在船上生活的女性不少是從事性工作的。這大概是受了《海軍醫生》一書作者Edward H. Cree的影響：他在1841年4月7日的日誌中有此記錄：「昨天下午在香港海岸拋錨。…傍晚時艦邊駛來兩隻小艇，上面載著約三十名中國姑娘。只是代將布魯迪(Commodore Brodie)很適當地拒絕讓她們留下來。」

近日開始閱讀朋友所贈山東畫報出版社的書《一個番鬼在大清國》(似乎不是H. C. Hunter所寫的一本)，對自己之前的猜測有了些檢討。該書首篇是一位名為莫菲˙岱摩的西洋人在1830年代從廣州發給朋友的書信，內有一段是描述河上勞動的女性：「虎河上的很多船都是由年輕女孩掌舵。她們穿著輕便的衣裳，…艱辛的工作使女孩們的肌肉過早地出現，藍色長褲下露出赤裸的雙腿，這可是連魯本斯也不敢越及的景象。…」

圖為Edward H. Cree在1845年時繪畫的香港蜑家女子。

初戀譚惠珠

中小學時代我都是魂遊過去的，回想起彷彿都沒有學得過甚麼東西。我出生於工人家庭，父母的教育水平也不高，不能強求他們在社會政治等方面有所指導。第一位於這方面給我啟蒙的，信不信由你，是譚惠珠。

也只是出於偶然。大概是七十年代初吧，屋裡可能已經安裝了電視機，但一家人更常是藉著電台節目接觸社會，以及娛樂。大概是嫌廣告厭煩吧，我們總是聽香港電台；有天晚上播出市政局候選人的講話，首次參選的譚惠珠所說的深深打動了我的心，所以至今仍然清楚記得。她說有次她夜間從外國飛回香港，在飛機窗口望著這城市，那燈光燦爛的夜景是全世界都沒有的美麗。然而這個城市的人卻是完全沒有政治權力的，對於香港政府的管治策略，香港人都沒有影響的力量。她那趟參與競選，就是要朝這方面改變狀況。

當時我還未至投票的年齡，只好每天都祈禱希望她當選。後來她果然勝出了，我的幼稚幻想也很快破滅。跟一起上學的友儕們相比，我是更早的知道政客是甚麼東西。

話雖如此，上星期她在港台《城市論壇》中聲言香港人的權力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中央政府時，我仍然像觸傷舊患的隱隱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