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老耽」是什麼酒？

楊文信、黃毓棟等編的《香江舊聞：十九世紀香港人的人生活點滴》(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中記錄了一宗1871年間發生的訴訟案，洋人邊士控告公昌洋貨舖違反華人不得販賣西洋烈酒的禁例賣酒。當時新聞報道披露了有關的規定：「按唐人止可販酒者，惟曰卑、曰鉢、曰波打、曰車厘之類，即西語名「云士」也，其賣出干禁者，如罷蘭地、區老耽、氈、步林、威士忌及一切濃厚之酒，如蹈之者皆有犯科……」。這裡所列各酒，我想大家大約都能辨識出原本的外文名字吧。只有「區老耽」一種，我費煞思量甚久都不能破解到底是何物。不知道有沒有高明能夠賜教呢？

插圖是隨便從網上複製的。

戰後初期的香港警察

"起初，我是為了翻閱中環一場大火的歷史，找到了1948年11月15日的《工商晚報》，卻無意中看到認真的港聞版面上，在大火新聞的旁邊，竟然有這樣一個副刊文章的標題：〈一個澳洲遊客眼中的香港〉……"

見3月31日的《明報》。

萬宜里原名中國街

"當時殖民地政府實施「種族隔離」，嚴格分開英國人和中國人活動範圍，以中環域多利皇后街為界，向東是英人活動範圍，向西為華人生活區，涇渭分明。一八六〇年華人活動範圍稍為東移至石板街（砵典乍街），港英政府重新以石板街旁邊一條臭氣熏天的小街為界，將它命名為「中國街」（Chinese Street）。"

見3月22日的《明報》。

故園風雪前的周氏兄弟

是日(1月19日)的《明報》專欄可看的文章頗多，我三心兩意，最終還是選了陳子善教授整理魯迅和周樹人兩兄弟在反目前最後共渡的一個農曆新年的活動紀錄。

柴與柴灣

見9月27日的《明報》。

"曾經聽一個老香港講過，在港島有一港灣，因為經常從海上漂來大量木塊，引來大批民眾撿拾，所以這個地方後來就被大家稱為柴灣。"

這個說法，和維基百科的說法稍有不同：後者說的是由於此地水源充足盛產木材，故此才有柴灣之稱。那一個說法是較為準確呢？

劉以鬯含冤四十三年

見7月1日的《明報》。

愛因斯坦香港一日遊

"愛因斯坦當天走馬看花遊覽了港島幾處地方，去了淺水灣酒店，上了太平山頂，坐人力車沿山頂盧吉道繞了一圈，第二天便乘船離開香港。"

見6月22日的明報。

 

葡萄牙人進攻香港失敗轉為開發澳門

"事實上香港的發展一直與世界歷史息息相關。1842年英國通過鴉片戰爭強迫清朝政府割讓香港，這是中國歷史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歷史的一件大事。其實早在大航海時代的16世紀初，香港已經與世界近代史的急速發展有過短暫但緊密的接觸。1521年，廣東海軍與強佔香港屯門的葡萄牙海軍在青山灣打了一場海戰，將葡人驅逐出境。後來葡人輾轉在珠江口西岸落地，開展今日澳門的一段歷史。"

見《明報》，2018年1月4日。

馬恩國的父親，以及愛國

同門學者李世莊在2月底的《信報》發表文章，藉著澳洲大律師馬恩國在立法會怒罵梁國雄議員為fucking Chinese的事件，討論馬大律師的父親、已故本地油畫者馬家寶是否可以真的稱為愛國畫家的問題。

李世莊的文章原題「藝術與愛國—本地畫家馬家寶的二三事」，《信報》刊登時刪了第二段，現貼上如下：

我研究香港西洋畫發展多年，甚少討論馬家寶及其作品，最主要原因是我認為他在本地藝術界的影響不算突出，無論作品和活躍程度，都遠不如一些前輩畫家如陳福善、余本和李秉等；即使是他的同輩如陳海鷹、梁蔭本等，都比馬更積極投入本地的藝術活動，故此相對上也較多人認識。日前讀報，見有作者稱馬家寶為「著名愛國油畫家」，雖然聽來肉麻，倒令我聯想到有關本地藝術、愛國、政治和寫實的若干問題，不妨趁此機會，為有興趣的讀者稍作說明。

對於當年馬家寶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後似乎再沒有參加香港親共組織的活動，李在原文第三段末寫的是「文革爆發後，馬家寶有否繼續與華革會往來，我不得而知，但據他自己的說法，當時他是拒絕參與鬥委會的工作，算是明哲保身的決定。」《信報》發表時將「鬥委會」改為「華革會」，並刪去最後一句。

上述所陳我想只是《信報》編輯為文章篇幅和通順方面而作的修改。附圖是刊登出的文章，得作者同意貼上於此。

志蓮淨苑 = 香港的世界文化遺產？

志蓮淨苑申報要成為香港的世界文化遺產一事，去年底時稍有媒體報道過，之後就沉寂了下來。香港人的歷史根都不深，而且實利主義心態強烈，大概覺得與自己無甚切身關係，即使未必認同，但也沒有什麼所謂吧。

貼上的是好友兼古物古蹟委員會成員、香港歷史專家高添強今天在《明報》發表的文章，指出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除了志蓮淨苑根本沒有資格代表香港之外，若讓它得手會令香港的其他更有價值的古蹟失去申報的資格。

中國的國家文物局在下月就會向聯合國UNESCO作出申請。時間無多了，大家多發聲音吧。

要再深入了解，可以再看此段新聞。

泉章居的原址？

兩年半前我開始在香港藝術學院工作，辦公室設在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不久我就在附近的巴域街發現了照片中的樓房，那在一樓外墻的字體雖然都褪了色，但無疑是與在以往銅鑼灣波斯富街和旺角奶路臣街的招牌一模一樣，何況還有于右任的簽名和蓋印。

我胖，但只是饞而非食家，對香港食肆歷史也不熟悉；故此上述發現也像很多檔案裡的零散資料，因為難以組織而不見天日。最近看完了韋基舜所著的一套三本《吾土吾情》，赫然在最後的兩篇裡談及了泉章居。他說創辦者陳錫輝原受聘於另一家客家菜館醉瓊樓，離職後開辦了泉章居，「最初是在深水埗經營，及至80年代接手波斯富街『有利』舖位大展鴻圖。」

現在我們似乎是以青山道區分深水埗和石硤尾，而巴域街就在石硤尾邊緣，再走幾步就是青山道。泉章居是不是最先就在巴域街營業的呢？希望有知道者不吝賜教。

韓素音與香港拾遺

著名作家、中歐混血兒韓素音逝世，香港各傳媒都有報道。為了引起本地讀者的興趣，報章電台電視都有說及她曾在香港行醫，及寫了部分以香港為背景的半自傳式小說《A Many-Splendored Thing》(1952)，和後來根據此書而拍攝了的電影《生死戀》(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 1955)。

我想起的還有一事。多年來不少人都形容1997年前的香港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他們也許也知道這是來自Richard Hughes的小書《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1968)。然而根據書裡的謝辭，這個說法與韓素音也有些關係。

原來韓素音在1959年時曾為美國的《生活》(LIFE)雜誌撰文，記1949年以來香港的急遽發展。這篇名為「香港的十年奇蹟」(Hong Kong’s Ten-Year Miracle)裡有下面一段：

Squeezed between giant antagonists crunching huge bones of contention, Hong Kong has achieved within its own narrow territories a co-existence which is baffling, infuriating, incomprehensible, and works splendidly – on borrowed time in a borrowed place.

Hughes進一步說，韓素音在文中記述是一個名為Tom Wu的香港居民創造了這個說法的。Wu先生本來是上海商人，中共立國之前逃到香港，是位美食家和偶爾寫點詩的人物。

勞思光的曾祖與香港

一代哲人勞思光逝世，各方賢達紛紛發表悼念之辭。《蘋果日報》今天就有金聖華教授的《記勞公二三事》，讀之才知道其高祖乃是曾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1802年－1867年），一個於我來說並不陌生的名字：因為他就是大英帝國在1860年租借九龍時中國方面的直接經手人，事後還要被英國陸軍大臣Sidney Herbert譏笑「中國人真是全世界最怪的人！」

簡單來說，中英雙方在1856年的阿羅號事件爆發第二次的鴉片戰爭，至1860年初英國加派軍力，準備與法國軍隊聯合北上進攻北京。1860年3月，英國陸軍司令James Hope Grant率領海陸部隊萬人乘軍艦到了香港，當時由於香港島缺少平地供他們紮營居住，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 S. Parkes)乃向兩廣總督勞崇光提出以年租五百兩白銀的代價租用九龍半島，得其應允在兩日之內完成租約。到了同年9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清朝政府在戰敗後簽訂《北京條約》，九龍半島就正式併入香港的地圖了。

英國要求租借九龍半島的理由，是說尖沙咀一帶時有強盜出沒威脅香港島的安全，英國需要加強守衛。然而英軍來華的目的實在是要準備北上攻打北京，而勞崇光身為清朝大臣竟有擅作主張將土地租借予敵國軍隊紮營的行為，故此才有Sidney Herbert上述在私人函件中的評語。

實事求是的說，1858年初時英法聯軍就已攻陷廣州，並且成立了一個以巴夏禮為首的三人委員會臨時管治，故此勞崇光之同意租借九龍的事，乃是刺刀之下無力反對的。

附圖取自維基百科勞崇光條，文字介紹甚短。

警察的數目與比例

我視為土共的元邦彥在《台灣史略》(1990)書中記述日本佔據臺灣後藉著強大的警察隊伍以監視島上的居民：「日本侵略者為有效地控制臺灣，建立了一套兇狠的警察制度。警察遍佈全島各個角落，掌握著鎮壓和控制臺灣人民的無上權力。據陳碧笙[《臺灣抗日秘史》第113-114頁]統計：臺灣當時的編制『州、廳有警察部，市有警察署，郡有警察課，街莊有警察分室、派出所或駐有所，全島共有警察機構1,500多處，警察人員18,000餘人，平均每160個居民就有一名警察。』

為了證明日佔時期臺灣警察監視之嚴密，元邦彥乃以世界各地的類此統計來做個比較，當中提到了香港(之前他在1987年曾出版有《香港史略》一書)：「這個比例，就是在現代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也自愧不如。香港平均每247人只有一名警察，日本東京平均每287人一名警察，英格蘭與威爾斯平均每450人有一名警察，而荷蘭平均587人才有一名警察，新西蘭更少，平均每665人才有一名警察。可見，當年的臺灣警察與人口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區。」

昨天早上我往灣仔藝術中心開會，沿途上每幾步就遇見一個穿制服的警察，附近也設置了各種路障。回家後上網翻查一下現時香港的警察情況，發現那比例已經跟元邦彥所記的247:1提高了不少。據「維基百科」的說法：「現任合共近40,000人的大部隊……，警民比例及編制均為世界上最高及最龐大之一。」以香港人口為七百萬計算，現時的警民比例是175比1，跟當年臺灣的160比1相去不遠了。

世界上對警察的想法，我想是很少中立的：不是喜歡支持就是討厭憎惡，只視之為一種職業的會是香港人嗎？我的學生之中也有是當警察的，希望明天我上街遊行時，假若遇上他們不會向我亂射胡椒噴霧吧。

附圖是美國著名街頭藝術家Shepard Fairey的作品。

甜肉是否霉薑？

香港舊明信片裡屢有華人街頭活動，當中攤販尤多。售賣各物之中有一種英文簡說是「sweetmeat」的，不知道是啥東西。蓋「sweetmeat」一詞指涉甚廣，就是甜味小吃而已。

不久前重讀魯金的文字，提到霉薑一物，說甚得西人歡心。引文如下：

…在清末民初的時候，有一種著名的食品叫「亞駝霉薹」。霉薹是一種糖薑，當時很多外國人都歡喜吃，行銷海外，製造這種霉薹的人，以一個駝背人所製的最佳，他的霉薹最暢銷，人人都指定要買亞駝霉薹寄往海外。

圖中所見兒童都屬清末打扮，說不定他們所賣的就是亞駝霉薹了。

南北半球事補遺

昨天提到民初有人將女子胸部稱為什麼半球的事，背景除了已述的地圓說的新知外，還有1920年代前後發生的天乳運動。此事去年9月18日廣州《羊城晚報》發表了一篇林一秋撰寫的文章「女人胸前那點舊事」有些介紹，可以一看。此文在網上頗為廣泛流傳，有興趣的朋友自行上網搜索，想無難度也。

簡單的說，清代以來中國女性都流行束胸，大家都以平胸為美。共和革命後有女性嘗試反抗傳統，即被嚴厲取締。直到1927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在武漢有女性發起裸體遊行，終於同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通過禁止女子束胸，由是蔓延全國，乃有曲線美的新說法。

由於天乳運動之初胸罩尚未流行，故此像附圖穆穉英繪製月份牌畫中女性的凸點情況，在當時來說屬於紀實而非誇張。

我對天乳運動的歷史並不稔熟，上面所說若有錯誤，敬請不吝賜教。

王佳芝與南北半球小考

至今仍然未看李安的電影《色˙戒》(2007)，只因自嫌對於偽日時代的歷史未夠熟悉，恐怕會因此而不能充分把握戲中的情節。

只是當時有些關於該齣電影的討論我總是忐忑在心，老是希望終會有一天可以澄清了斷。據聞片子裡形容女主角的身體上圍時用了「南北半球」的說法，如果屬實的話則未免太過荒謬了，東經北緯嘛，怎麼可以弄錯的？

翻查原作者張愛玲的文本，則祖師奶奶的地理常識雖然未必十分高明，但到底也沒有搞錯：小說裡用上這個譬喻的只有一次，是易先生借機抽水的情況：「一坐定下來，他就抱著胳膊，一隻肘彎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滿的南半球外緣。這是他的慣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卻在蝕骨銷魂，一陣陣麻上來。」

這裡「南半球」指的應該是王佳芝的乳房的下端，從星體形態來說，張愛玲的下筆算是準確的。

以甚麼半球來形容女性胸部，今天我們聽來好像很自然似的，甚至有點猥瑣，但在上世紀初年來說是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從吳稚暉的小說《上下古今談》(1911)裡可以看到，地圓說在二十世紀之初在中國其實是項新知，而將地球分做兩半來顯示更是新異需要曉諭才能明白的事。書中第二回裡有下面一段：

「地球地球，既然地是一個滴溜滾圓的球，如果弄得狠像，止好將木頭車起來，或者用紙骨糊起來，若畫在紙上，便畫了前面的半個，更沒有法子，畫出後面的半個，所以倘要把前面半個，同後面半個，一齊畫出來，一定要分畫兩個圈上，各畫一面，便指著春桃手中的小畫道，所以這圖上畫起兩個大圓圈，他們講地球的人，本來要把地球好像西瓜一樣，切成兩個半爿，一個半爿，叫做東半球，又一個半爿，叫做西半球，…」

張愛玲在1950年開始寫《色˙戒》一篇，不斷修改至1978年完成，南半球一詞是不是還算時髦，需要進一步的考證。

可以劏就劏

昨天提及韋基舜在《吾土吾情II》裡的文章，題目原是「鸚鵡、白兔皆寵物」。但好像是中國人的本性似的，作者後來談的還是宰吃烹調等事，而且還要引經據典，指出廣東人口頭稱屠宰的「劏」字，實為「湯」字之誤：

「…孔仲南太史公撰編的《廣東俗語攷》則謂：『粵人宰牲謂之湯。蓋宰後必以湯去其毛。凡宰必用湯故以湯字代宰也。俗作劏誤。』」

我個人來說總覺得語言文字是活的不能全靠追源溯始，靈活易用其實更為重要。平情而論，以「湯」解宰殺來得未免太過轉折了，連許慎的六法都不能歸類，真的不如「劏」的形聲結合那麼手起刀落。是以我贊成從俗，不以「劏」為錯誤。

附圖是在網上搜尋器Google鍵入「劏」字後，圖片部分出現的首幅圖像，感覺不錯，就貼在這裡了。

兔與香港歷史

香港歷史紀錄裡頭，兔的地位不高，甚至比不上老鼠：後者在十九世紀末期曾引起過一場瘟疫，導致上環太平山區拆毀重建。

翻查檔案，兔子在香港歷史上稍有足跡的止有一條：韋基舜在其書《吾土吾情II》(2005年)第178頁中曾經寫道：「記得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約為1944年左右，香港忽然出現一股養兔熱。據講，這由於日本人用兔仔血液做血清，市民趨之若騖，兔仔售價有如近日股價般直線上升，家家戶戶養兔仔漁利。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艇女

1845年6月香港政府發表人口調查報告，顯示當時全港人口約23,817人，當中居住在船上的華人有3,600人，包括男性600人、女性1,800人、小孩1,200人。這個一比三的男少女多的比率相當特別，跟當時陸上華人的6:1男多女少(7,460人，男性6,000人，女性960人，小孩500人)的情況完全相反。

我自己的一貫想法，是那些在船上生活的女性不少是從事性工作的。這大概是受了《海軍醫生》一書作者Edward H. Cree的影響：他在1841年4月7日的日誌中有此記錄：「昨天下午在香港海岸拋錨。…傍晚時艦邊駛來兩隻小艇，上面載著約三十名中國姑娘。只是代將布魯迪(Commodore Brodie)很適當地拒絕讓她們留下來。」

近日開始閱讀朋友所贈山東畫報出版社的書《一個番鬼在大清國》(似乎不是H. C. Hunter所寫的一本)，對自己之前的猜測有了些檢討。該書首篇是一位名為莫菲˙岱摩的西洋人在1830年代從廣州發給朋友的書信，內有一段是描述河上勞動的女性：「虎河上的很多船都是由年輕女孩掌舵。她們穿著輕便的衣裳，…艱辛的工作使女孩們的肌肉過早地出現，藍色長褲下露出赤裸的雙腿，這可是連魯本斯也不敢越及的景象。…」

圖為Edward H. Cree在1845年時繪畫的香港蜑家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