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個實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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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過一單卡拉OK拖糧的新聞，幾名員工在尖沙嘴示威。全場得我一個記者，我認真訪問每個受害者的故事，回到公司後報料，採主拋下一句：「寫二百字簡訊。」我返回座位，打開電腦，眼淚忽然湧上眼眶。無知少女都有起義一刻，我霍地站起來，紅着眼走到採主身旁：「為什麼拖糧只值一個簡訊？」"

見《明報》，2017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