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素音與香港拾遺

著名作家、中歐混血兒韓素音逝世，香港各傳媒都有報道。為了引起本地讀者的興趣，報章電台電視都有說及她曾在香港行醫，及寫了部分以香港為背景的半自傳式小說《A Many-Splendored Thing》(1952)，和後來根據此書而拍攝了的電影《生死戀》(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 1955)。

我想起的還有一事。多年來不少人都形容1997年前的香港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他們也許也知道這是來自Richard Hughes的小書《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1968)。然而根據書裡的謝辭，這個說法與韓素音也有些關係。

原來韓素音在1959年時曾為美國的《生活》(LIFE)雜誌撰文，記1949年以來香港的急遽發展。這篇名為「香港的十年奇蹟」(Hong Kong’s Ten-Year Miracle)裡有下面一段：

Squeezed between giant antagonists crunching huge bones of contention, Hong Kong has achieved within its own narrow territories a co-existence which is baffling, infuriating, incomprehensible, and works splendidly – on borrowed time in a borrowed place.

Hughes進一步說，韓素音在文中記述是一個名為Tom Wu的香港居民創造了這個說法的。Wu先生本來是上海商人，中共立國之前逃到香港，是位美食家和偶爾寫點詩的人物。

日本的鴛鴦飲料

近期常喝圖中所示的一種即沖咖啡，喜歡它在像颶風桑迪般的野猛馥郁香味衝擊嗅覺之下，送進口裡的卻是如浮泛在印塘海上的小船那麼平靜的味道。我想到George Orwell小說《1984》的主人公Winston Smith了，他回家後就躲藏到監視器不能望察的暗角，感受著2+2=4的自由。

給更懂飲食的朋友嚐嚐，得到的反應非常直接：「咦，怎麼會是像喝茶的呢？」嘿，原來如此！說到底我只是在呼吸著咖啡香味的同時，擁抱著Twinnings的早餐茶的記憶而已。

香港有人喜歡到茶餐廳喝一種咖啡混紅茶的飲料，稱呼之為「鴛鴦」。過往有英國美國朋友來香港探訪我時，喝之都大搖其頭；換了這種日本式處理方法，不知道他們又會怎麼反應呢？

由於瓶的招紙顏色天藍，有說這是藍山咖啡。我上網翻查一下，得知藍山咖啡產於牙買加，1969年時該地受颶風吹襲影響生產，得UCC協助發展生態種植方法，此後就將年產的九成專賣了給日本。

勞思光的曾祖與香港

一代哲人勞思光逝世，各方賢達紛紛發表悼念之辭。《蘋果日報》今天就有金聖華教授的《記勞公二三事》，讀之才知道其高祖乃是曾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1802年－1867年），一個於我來說並不陌生的名字：因為他就是大英帝國在1860年租借九龍時中國方面的直接經手人，事後還要被英國陸軍大臣Sidney Herbert譏笑「中國人真是全世界最怪的人！」

簡單來說，中英雙方在1856年的阿羅號事件爆發第二次的鴉片戰爭，至1860年初英國加派軍力，準備與法國軍隊聯合北上進攻北京。1860年3月，英國陸軍司令James Hope Grant率領海陸部隊萬人乘軍艦到了香港，當時由於香港島缺少平地供他們紮營居住，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 S. Parkes)乃向兩廣總督勞崇光提出以年租五百兩白銀的代價租用九龍半島，得其應允在兩日之內完成租約。到了同年9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清朝政府在戰敗後簽訂《北京條約》，九龍半島就正式併入香港的地圖了。

英國要求租借九龍半島的理由，是說尖沙咀一帶時有強盜出沒威脅香港島的安全，英國需要加強守衛。然而英軍來華的目的實在是要準備北上攻打北京，而勞崇光身為清朝大臣竟有擅作主張將土地租借予敵國軍隊紮營的行為，故此才有Sidney Herbert上述在私人函件中的評語。

實事求是的說，1858年初時英法聯軍就已攻陷廣州，並且成立了一個以巴夏禮為首的三人委員會臨時管治，故此勞崇光之同意租借九龍的事，乃是刺刀之下無力反對的。

附圖取自維基百科勞崇光條，文字介紹甚短。

令我煩擾的小書

社會的主要結構大可從階層、年齡和意識形態區分，即是貧中富、老中青、左中右九組，裡頭當然有些重疊。近數十年來對種族、性別、性取向也很重視，特別是從小眾的角度去反思主流的盲點。

我從事香港的一些歷史研究，故此上述各種之中對年代格外關注，也不免要碰上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一書。我的看法是，該書除了提供了個簡易的概念框架之外，各種資料選擇和分析判斷都有很多失誤，對有關課題的了解總的來說害多於利。偏偏它又是那麼的流行和影響深遠：7月的時候沈旭暉等還出版了一本新書《第四代香港人 ─ 年輕公共知識分子訪談錄》。我雖然未讀此書，但從書名看來，相信也是根據呂大樂的世代論發展出來的了。

然而甚麼人是「第四代香港人」呢？我們看看《四代香港人》的開首吧：「至於現處身隊尾的，主要是『戰後嬰兒』的下一代(1976-1990年誕生)，或者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生活一直受到『戰後嬰兒』那一代人所支配。」(頁15，下同)

好，「第四代」既然是「戰後嬰兒」的下一代，那麼「戰後嬰兒」應該是第三代了吧？噢不，根據書中所說，「戰後嬰兒」是第二代，「排在『戰後嬰兒』隊伍後面的，是1966-1975年間出生的一代」。

哇，我們是在說世代嗎？第二代生下的竟然不是第三代而是第四代，真是神奇極了。至於第三代是什麼人所生的，書中卻沒有交代。

《四代香港人》點評(一)

警察的數目與比例

我視為土共的元邦彥在《台灣史略》(1990)書中記述日本佔據臺灣後藉著強大的警察隊伍以監視島上的居民：「日本侵略者為有效地控制臺灣，建立了一套兇狠的警察制度。警察遍佈全島各個角落，掌握著鎮壓和控制臺灣人民的無上權力。據陳碧笙[《臺灣抗日秘史》第113-114頁]統計：臺灣當時的編制『州、廳有警察部，市有警察署，郡有警察課，街莊有警察分室、派出所或駐有所，全島共有警察機構1,500多處，警察人員18,000餘人，平均每160個居民就有一名警察。』

為了證明日佔時期臺灣警察監視之嚴密，元邦彥乃以世界各地的類此統計來做個比較，當中提到了香港(之前他在1987年曾出版有《香港史略》一書)：「這個比例，就是在現代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也自愧不如。香港平均每247人只有一名警察，日本東京平均每287人一名警察，英格蘭與威爾斯平均每450人有一名警察，而荷蘭平均587人才有一名警察，新西蘭更少，平均每665人才有一名警察。可見，當年的臺灣警察與人口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區。」

昨天早上我往灣仔藝術中心開會，沿途上每幾步就遇見一個穿制服的警察，附近也設置了各種路障。回家後上網翻查一下現時香港的警察情況，發現那比例已經跟元邦彥所記的247:1提高了不少。據「維基百科」的說法：「現任合共近40,000人的大部隊……，警民比例及編制均為世界上最高及最龐大之一。」以香港人口為七百萬計算，現時的警民比例是175比1，跟當年臺灣的160比1相去不遠了。

世界上對警察的想法，我想是很少中立的：不是喜歡支持就是討厭憎惡，只視之為一種職業的會是香港人嗎？我的學生之中也有是當警察的，希望明天我上街遊行時，假若遇上他們不會向我亂射胡椒噴霧吧。

附圖是美國著名街頭藝術家Shepard Fairey的作品。

需求式與供應式的作者

這幾年跟藝術家程展緯有幾次合作，有回他表示現時他的作品每每是因應策展人或主辦者的題目而製作。類似的例子有我的好友香港歷史專家高，如今他很少主動地做甚麼題目，因為從學院到政府部門到各種機構找他協助已經足夠令他忙個不了，還要招呼像我這些有乜芝麻綠豆唔知的就找他查詢的各路人物 ─ 前月我找他看了些20世紀初年的照片，只見他毫不在意地就從蛛絲馬跡敲定拍攝的地點，在座的同事小妹頓時瞠目結舌，彷彿看見窗外剛剛有巫者騎著掃帚飛過一般。

這些作者我會稱之為需求式的作者，而我自以為則只是屬於供應式的作者。偶爾有人找我搞項目的我推卻了的大概是十之八九，只因自己對有關課題認識程度有限，勉強接下必然有負所託。近二、三年我做過的題目都算得是從自己的興趣和認知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中期花果，故此說我是個供應式的作者。

需求式的作者是比供應式的作者有更多的能動性吧，但要達致那樣的水平實在不是三朝兩日的事。回想1991年返港至今二十年有多，自我檢視總算是有些進步的；但歸結起來也只是盡量令自己不至淪為吹牛大王而已。

穆念慈名不符實

月前在一家舊書店用100元買了一套袋裝版的《射鵩英雄傳》，頗合消閑閱讀。此書我在中學時代翻過，當時只知追故事，如今則可細讀明思，作多種角度的推敲。

基本上我都是從歷史演義及情節架構方向入手，但想不到最先引起思考的是那些角色的名字。郭靖楊康等有岳飛的詞撐起；至於黃蓉，如果不是當年佳視劇集裡米雪的造型太令人印象深刻，則很容易令人與今日國內取名文化的風格比擬。

最屈機的是穆念慈，書裡記她出生不久就父母與四兄長都因瘟疫去世，遂為楊鐵心收養並且命名。一般來說念慈乃指紀念母親，但此處若說她紀念亡母有點勉強；那麼是楊鐵心紀念穆家救命之恩 ─ 想人家老婆似乎不很像話喔 ─ 還是楊氏懷念其妻包惜弱呢？

哎，總之一句邏輯不通哩。

圖為曾經演過穆念慈的楊盼盼的近照，是那個版本我不很記得了。